简论兵儒合流

黄朴民，男，1958年8月生，浙江省诸暨市人。1978年至1988年先后就读于杭州大学、山东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军事史、两汉儒学史。撰有《春秋军事史》、《孙子评传》、《董仲舒与新儒学》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正在研究的项目有《中国历代统一战略》、《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发展史》等。

最喜欢的格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在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发展中，存在着一种在尖锐对峙中悄然兼容的倾向。这种兼容，一是表现为诸子各家对不同学派的抨击和攻讦；一是表现为诸子在自己的学说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汲取其他学派的某些思想，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体系。前者体现了诸子间的对立与冲突，后者则体现了诸子间内在的联系与贯通。这种学术文化发展的新动向，在战国中后期有显著的表现，《庄子·天下篇》所说的“百家皆有所可，时有所用”，正反映了人们在这方面的共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时的兵家也开始充分汲取诸子百家的政治伦理学说，进入兼融综合、全面总结的阶段，《六韬》的面世就是重要的标志。

在兵家与其他诸子互补兼容过程中，兵儒合流应该说是最重要的内容和最富有意义的贡献。《六韬》虽然对道、墨、法、阴阳诸家的要义均有汲取，但它尤为重视对儒家思想的借鉴和吸收。这种借鉴和吸收，集中表现为它对儒家民本观的认同和弘扬。它一再指出“无取民者，民利之；无取国者，国利之”；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反对繁刑峻法，“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则流亡”；主张以教化治国，提倡“爱民之道”：“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诸身，赋敛如取于己”。由此可见，儒家民本思想在当时已深入渗透到兵学著作之中，兵儒合流正在循序展开。

自西汉中叶起，随着整个社会政治、文化形势发生根本性的转折，渊源于战国晚期的兵儒合流思潮也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使儒学合乎逻辑地成为正统的统治思想。于是，儒学精神开始全面渗透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的行为都必须遵循儒学的原理或借用儒学的名目，诸如以《春秋》经义折狱，以《禹贡》治河，以《诗》为谏书等等，就是明显的例子。这样的文化大氛围，为当时的兵儒合流思潮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演变之主流。

毫无疑义，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兵儒合流过程中的一位关键性人物。在军事实践活动中，刘秀始终注意将儒家的仁义治国之道与兵家的克敌制胜之道加以有机的结合。他一方面打出“吊民伐罪”、“救万民之命”的旗帜，积极争取民众的归附，把自己所从事的统一战争界定为儒家所倡导的“义战”；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兵家“诡道”的精髓，主张“好谋而战”、刚柔相济、后发制人、出奇制胜。在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刘秀也做到了兵儒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既息战养民，“修文德”以“徕远人”，又注重实力，严边固防，确保军权的集中和政治的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秀的成功，标志着兵儒合流的完成。从此，儒家战争观的统治地位得到了确立，而兵家的作战指导思想也获得了更好的合理运用。两者之间有机结合，相辅相成。

应该说，兵儒合流对于中国古典军事文化构建的意义从主导方面而言是积极的。这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兵儒合流客观地反映了学术发展的自身要求，是中国文化精神中“同则不济，和实生物”优良传统在军事思想领域的集中体现。兵儒合流表明儒家的仁义礼乐理论和兵家的权谋诡诈之道已安然同处于一个体系之中，彼此间取长补短，互为关联。这种结合，是军事思想健康发展的最好选择。因为在理论上，儒家代表了中国古代最好的治国安邦之道，而兵家则体现为最好的克敌制胜之道。而兵儒合流则使由儒学统领兵学、由兵学服务于儒家仁义道德的理想目标得以实现。第二，兵儒合流对于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弘扬光大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推崇仁义礼乐，反对穷兵黩武是儒家军事思想的核心精神；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是儒家的根本价值取向。而兵儒合流使得儒家的战争观念深入人心，成为民族心理中的普遍认同。所谓“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云云，正突出反映了安土重迁、追求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热爱和平、内向持重的民族性格。可见兵儒合流的结果，是儒家人本精神在兵学文化中得到贯彻，从而规范了古典兵学“慎战”的本质特征。